作者简介：
付星吉，新葡的京集团350vip8888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在读博士。
白利鹏，新葡的京集团350vip8888教授，研究生导师、博士生导师，云南省哲学学会理事、云南省哲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唯物史观基础理论、西方历史哲学、复杂性观念研究方向。
资本有序化理念：思想来源、内涵体系与时代价值
摘要：“激活资本的文明面、遏制资本的无序扩张，力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资本有序发展”的资本有序化理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一系列理论论断与实践举措的重要提炼。资本有序化理念的提出是资本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中国共产党资本认识与驾驭能力的不断提升及化解目前资本无序扩张带来的风险挑战需要的必然结果。资本有序化理念有着深厚的思想渊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资本理论是其原理基础，历届党中央的“资本观”是其理论来源。资本有序化理念具有丰富的内涵体系，具体体现在资本有序化的基本前提、现实表现、内在关系及目标原则之中。资本有序化理念开辟了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的新境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资本理论，并为全球资本治理提供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方案借鉴。
关键词：资本有序化；无序扩张；内涵体系；中国式现代化
原文出自：《经济学家》2023年第9期。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之下“规范和引导资本”这一重大经济与政治、实践与理论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方面做出“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是新时代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要深化以总结对待与处理资本的经验教训为主要方面的资本理论研究”“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等理论层面的重大判定；另一方面推进“正确处理资本和利益分配问题”“深化资本市场改革”“设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红绿灯’”“全面提升资本治理效能”“加强资本领域反腐败”等实践层面的具体举措。此种围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一系列理论论断与实践进路在当前及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资本及其相关论题提供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的同时，一定程度体现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资本认识与治理的根本方向和主要方略方面提出了“激活资本的文明面，遏制资本的无序扩张，力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资本有序发展”的资本有序化理念。
与此同时，国内学术界对资本有序化理念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与解读。突出的有张杰立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资本运行的逻辑与机制，总结梳理出社会主义资本有序扩张“更高更快的发展效率”“更广泛更为持久的社会公平”的核心原则及“资本中性”“政府与市场两者功能有机结合”“创新导向发展”“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共同富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衍生原则。[1]李松龄则从资本有序与无序两方面着手考察，提出能否利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为衡量资本扩张有序与无序的关键性标准。[2]顾海良指出资本治理的“有序化”就在于正确认识现今社会各类资本的性质与作用；就在于时刻警惕资本的逐利本性；就在于精准施策地为资本设置“红绿灯”。[3]冒佩华、郎旭华在剖析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性质与作用的基础上，认为资本有序良性必须置于社会主义条件、方向之下。[4]综上可以得出，目前国内学术界对资本有序化理念相关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但仍存在突破如原则、特征、条件等单一研究维度，以期对其进行全面系统把握的纵深拓展空间。为此，本文试图基于既有研究成果，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资本有序化理念的提出背景、思想来源、内涵体系及时代价值加以初探，以丰富资本有序化理念的相关研究。
一、资本有序化理念的提出背景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资本始终以不同的角色类型贯穿其中、以不同的效能发挥影响着现代化进程。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资本已然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之一。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践中、在引导资本更好地发挥其生产工具生产资料的作用中不断提升自身认识与驾驭资本的能力，这共同构成了资本有序化理念提出的现实基础与现实可能；另一方面，因资本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交织的程度加深、领域扩大，某种层面上增大了资本无序扩张的可能性及加剧了其伴生的危害性，这成为资本有序化理论提出的现实要求。因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地提出了一系列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思想方略，其所展现出的资本有序化理念回应了理论关切与符合了实践要求。
（一）资本有序化理念提出的现实基础：资本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
马克思立足于特定、严格的历史条件与社会形态，对资本的内涵进行了详尽地描述，“但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5]644即资本映照的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与此同时，马克思并没完全否定资本作为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积极作用，对“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的认识比任何人都更深刻。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历史时期，“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此种不考虑生产力发展水平盲目拒斥资本的落后陈旧思想导向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梗阻堵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立足社会发展实际，提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6]373，在与时俱进、实事求是中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与中国具体国情相融合，跳出了执拗于社会形态的表现形式而忘却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这一本质的模式圈套，为包括资本在内的诸多看似专属于资本主义的范畴观念恰如其分地寻求了新的解释空间。同时，也破除了现实中早已存在的利润、租金、利息、股票、证券等“具体概念”与迟迟不敢或不愿承认它们更为抽象、更为本质的概念—“资本”两者之间的重要悖论。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正式采用了“资本”这一重要范畴，并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将这一说法更加明确下来。经数十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发展，资本已然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繁荣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之一。
（二）资本有序化理念提出的现实可能：中国共产党资本认识与驾驭能力的不断提升
中国共产党作为伟大事业的领导核心，对资本的认识与驾驭能力决定着资本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生产要素之一效能作用发挥的好坏与否。经过长时间的探索与实践，中国共产党认识与驾驭资本能力不断提升，成为资本有序化理念提出的现实可能。面对资本特性认识，习近平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固然有很多不同，但资本都是要追逐利润的。”[7]不同社会形态下的资本有着相同的逐利本性，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所有制基础的根本差异使得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并不反映传统意义上的剥削关系，而是一种以生产力发展、社会财富创造、科学技术发展、社会就业岗位增加等现象为表现的更为中性和宽泛的经济关系。面对资本的运动特质认识，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要通过牢固制造业和实体经济为主导的观念、完善金融市场秩序和树立新发展理念，以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环节及实体、虚拟各形态的运动态势，发挥资本繁荣经济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避免资本由实向虚、无序扩张、野蛮生长等风险。面对资本范畴认识，中国共产党依据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与需要，相继使用或提出“资本”“公有资本”“国有资本”“集体资本”等概念。进入新时代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在探究资本特性与规律、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原理开放性与实践性运用的基础上，对现阶段资本具体形态进行系统总结与归纳，得出“我国存在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混合资本等各种形态资本”[8]的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驾驭资本的能力发轫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利用资本的可增值属性，由革命政权出面组织、运营资本，以满足革命战争及人民生活的需要，同时亦追求利润。[9]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对资本的改造以实现社会主义建设资金的积累、基础的夯实。经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驾驭资本的能力得到十足的提升，搭建了以“三大股票交易所为主体、四层股权交易板块为层级”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建立了涵盖全面、方式多样、行之有效的资本监督体系与引导了资本积极主动服务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西部大开发等国家重大战略。
（三）资本有序化理念提出的现实要求：化解资本无序扩张带来的风险挑战
随着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效能发挥的增强、资本规模的不断扩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向决定性转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越加繁荣。但与此同时，如何化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资本管控失位、资本无序扩张而出现的风险挑战，这成为资本有序化理念提出的现实要求。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无序扩张的倾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资本过度积累引发的各种市场垄断。企业利用其资本规模所形成的成本优势和市场力量，通过资本联合、低价销售、搭配交易等手段获取市场支配地位，再通过垄断地位攥取垄断利润。如今数字经济时代的各种平台垄断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各大超级平台通过流量引导、数据掌控、跨界融合等多种方式构建专属自身兼具垄断性质的“大生态系统”，以满足自我优特、定价议价、限定交易等特权需求；二是资本非理性非合规入场带来的损害风险。资本因其对增殖的天然需求，使资本掌握者或管理者愿意以并购、收购、注资等多种下场方式快速进入“热点领域”，而以“短线快钱”为直接目的的利润赚取方式一方面存在破坏原有市场良性经营环境的可能，另一方面容易导致资本浪费和流失。互联网、医药、酒茶等行业发生的经营乱象就是其显著实例；三是资本过度虚拟化与金融化、过度杠杆化与债务化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一方面，周转速度快慢与利润大小的正相关特性驱使大量资本进入非实体经济领域，然而经济结构的虚实失衡极易导致经济泡沫增加、“庞氏骗局”频发，进而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另一方面，资本利用其在平台、资质、关系等方面的优势妄图实现“滚雪球”“以小博大”，即以“加杠杆”“借举债”手段撬动大量资本为己所用，然而稍若不慎触及红线，同样会导致系统性风险。近期牵连甚广的“房地产暴雷”就是过度金融化、杠杆化的典型。除此之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无序扩张的倾向还表现出资本与权力勾连以探寻“寻租”空间，资本绕过监管向舆论宣传、民生保障等非经济领域侵蚀等现象。上述资本无序扩张现象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风险挑战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影响破坏正常的经济竞争秩序、侵害中小企业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干扰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实施；社会方面削弱政府部门公共服务职能、浪费公共资源、损害劳动者权益、导致贫富差距分化；文化方面消减文化多样性、降低文化传播动力。
二、资本有序化理念的思想来源
资本有序化理念的提出既有现实基础、现实可能与现实要求，也存在着深厚的思想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资本理论是资本有序化理念的理论基础，历届党中央在执政履职中形成的“资本观”是资本有序化理念的理论来源。
（一）资本有序化理念根植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资本理论
资本有序化理念基本依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资本存在的实然，到资本积极作用与消极影响的必然，再到规范与引导资本有序化的应然”的构建逻辑，此种逻辑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资本理论而延展铺开的。首先，上文提及的马克思关于“资本是一种反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产关系，及不否认资本生产资料与生产工具的属性”的论述给予了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得以存在一方面的原理支撑。另一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尽论述了商品贸易、劳动力出卖与资本产生三者之间的关系，即“商品经济的存在和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资本存在的两个前提条件”,[10]同样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资本得以存在的原理支撑。因为，一是目前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时期，也就是商品经济时期，符合马克思经典资本理论关于资本存在的前提条件之一。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并不能直接具体细化到个人，且现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在满足个人享受生产资料公有制所提供福利的同时，尚且无法实现仅凭生产资料公有制便可直接获取个人及家庭所需的全部收入。个人仍需依靠自身劳动获取收入，劳动力同样是商品，这符合的马克思关于资本存在的另一前提。其次，马克思在《1857—1858经济学手稿》中提纲挈领地论述资本正反作用，为资本有序化理念中“资本积极作用与消极影响的必然”的原理层面的认识基础。“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5]716最后，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一般”“资本特殊”重大范畴的描绘探讨，阐明了资本的一般固有的排他性、剥削性、逐利性的基本特质及其在不同生产关系下不同规范作用形式下不同效应发挥的可能。“资本一般”是带来价值增值的价值，“在这里作为必须同价值和货币相区别的关系来考察的资本，是资本一般，也就是使作为资本的价值同单纯作为价值或货币的价值区别开来的那些规定性的总和”，[11]269“资本特殊”是资本价值增值体现于不同生产关系，展现出不同的形态和特性，“不是任意的抽象，而是抓住了与所有其他财富形式或（社会）生产发展方式相区别的资本的特征的一种抽象”。[12]444此种论证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规范和引导资本有序化的应然”提供原理基础。
（二）资本有序化理念源自历届党中央的“资本观”
随着社会实践的推动、历史阶段的发展、重大理论的创新，中国共产党对资本的政策导向历经了“没收、消灭、改造、利用、驾驭”等多种形式的转变，但“资本有序发展”这一价值观念始终穿插其中，历届党中央基于此形成的“资本观”成为资本有序化理念的理论来源。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对苏维埃地区遭遇封锁围剿的不利局面和根据地发展建设的客观需要，毛泽东指出，“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处于政府法律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13]133由此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应当在领导、节制私人资本的同时发挥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活力。新中国成立后，尽快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成为摆脱落后窘迫局面的现实选择，毛泽东指出，“占有大约三百八十万工人、店员的私营工商业，是国家的一项大财富，在国计民生中有重大作用。”[14]292中国共产党在辩证对待资本作用中改造资本，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初步建立了新中国的国营经济体制，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积累资金、夯实基础。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肇始阶段，面临着“资金缺、外汇缺”的“双缺”局面，如何为多方面综合平衡的“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筹措资金和增添活力成为迫需解决的首要问题。1979年，邓小平指出，“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15]156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开始从生产要素角度思考资本的经济功能。“南方谈话”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则消解党和群众的“姓资姓社”思想桎梏，在发挥资本活力的同时一定程度规制资本的增殖逐利属性。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面对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积极“利用资本”以提高经济效率、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同时通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牢固“公有制主体地位”以兼顾公平、约束资本。进入21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探求更好推进资本“有序化”的路径与方略。胡锦涛强调，“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加强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促进资本市场主体健康发展”“高度警觉短期资本流动和国际汇率变化的动向，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16]607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注资本及其相关问题，形成了一系列突出“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文明面激活、无序扩张规制”的重要论述，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资本“有序化”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是资本有序化理念的直接理论源头。
三、资本有序化理念的内涵体系
资本有序化理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化资本特性及行为规律认识、积极探索资本
发展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一系列关于资本的重要论述”的核心萃取。资本有序化理念在科学系统解答“如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显现出的关键性问题中体现出其丰富完备的内涵体系，具体表征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有序化的基本前提、现实表现、内在关系及目标原则之中。
（一）资本有序化的基本前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资本增殖逐利的本质属性影响并决定资本这一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利益判断与价值取向，同时也因其增殖逐利本质属性的高度个人化与生产过程、环节、关系社会化的分裂对立，必然损害正常物质积累与商品交换，最终极易导致以资本无序扩张为现实特征的生产性矛盾。那么，调转资本所有归属私人的过往局面，将资本置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是遏制资本无序扩张、实现资本有序发展的一个决定性、基础性的前置条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资本有序化的基本前提，一是昭示资本有序发展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就是要把习近平经济思想贯彻落实到生产、流通、消费、分配各领域和全过程，不断提高对资本性质及其运动规律的认识水平，并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指导与引领资本发展的有序；坚持党的领导就是要把党的组织领导与组织建设全面融入各类资本实体之中，在公有资本中加强党的领导、完善党的建设，在私有资本中发挥党的指导优势与参与作用；坚持党的领导就是要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发动群众，把有社会主义信仰与觉悟的业务先进分子培养成资本参与、运营、管理的骨干。二是昭示资本有序发展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在经济发展层面，走社会主义道路即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为主体，有利于国有资本的做优做强做大、发挥国有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主体性基础性保障性作用，确保资本运行始终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则可发挥各类资本的不同特性，在激活其活力鼓励其创造力中为各项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三是昭示资本的有序发展遵循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即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遵循以价值规律为基础，以供求规律、竞争规律、价格规律、资源配置规律为补充的市场经济规律。最大限度地利用市场在效率、竞争、对外开放等方面的优势，破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僵化、滞后、局限化等现象，在社会经济运行协调、稳定、富有活力的基础上，实现资本的增值保值、社会生产力的发展。[17]
（二）资本有序化的现实表现：以“公有资本主导上游、非公有资本主导下游”的产业链
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历程的视野进行审视，排斥市场的计划经济曾在一段时期内给我国带来了经济形势恢复发展、重要工农产品产量的大幅提升及社会的全面进步等重大成就，但生产技术发展层度不够，人自我约束、自觉生产意识不足的现实条件，放大了因拒绝资本而伴生的信息搜寻和传递成本过大、持久性奖励机制缺乏的弊端，最终导致诸多社会发展矛盾；从西方现代化发展道路进行考察，经“以资本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经历产业资本的崛起壮大、商品资本的持续兴盛与金融资本的如日中天后，同样因其“以资本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资本对其他资本和社会的剥夺”两条资本扩张的必然规律，进而引发整个国民经济出现服务业化和金融化趋势、去工业化和产业资本空心化的现实趋势，最终导致经济竞争力下降与后期发展的难以为继。[18]由其可见，无论是拒斥资本的历史经验或资本主导的西方发展教训，都告知我们不考虑生产力发展阶段而片面机械认识与作用资本的现代化之路无法走通。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从“计划经济为主体、辅之以市场调节”到“明确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最后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化之路，我国逐渐形成了“以公有资本为主体、多种资本为补充”的发展格局，进而建构了以“公有资本主导上游、非公有资本主导下游”的产业链为现实表现的资本有序化。
具体来看，公有资本主导上游即是发挥其作为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政策的主力军，作为带动经济发展、提升综合国力、保障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的积极作用，一是在国家自然资源、公共设施建设、教育医疗行业、国防军工等重大基础性领域，公有资本通过处于主导或垄断地位以适应其投资规模大、介入门槛高、涉及层面广等特点，进而维护国家安全及满足社会民生。二是在生物与医药工程、机械与运载工程、信息与电子工程、能源与矿业工程等关键性、前沿性高技术类领域，公有资本发挥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以突破单一市场化发展难以攻克的“卡脖子”问题，从而占据未来持续发展的高地。非公有资本主导下游即是在国家对非公有资本恶意谋求垄断权益行径加以监督与规范、维护市场良性发展的竞争环境的前提之下，发挥非公有资本直接面向终端消费市场的竞争优势，利用非公有资本的流动性、创造性、急速性，通过打造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进而提供更加丰富多样的消费品供给，满足了百姓大众多样化的现实需要。
（三）资本有序化的内涵特征：资本与劳动、权力关系的有序
一方面，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作为“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本立场和根本方法剖析、理解社会经济发展范式的关键密钥；另一方面，因“统治欲是致富欲的一个要素”“资本本身就是一种权力”，资本与权力关系的认识与处理是现代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重大时代课题。因此，某种意义上资本与劳动、资本与权力这两对关系可视为研判资本形态的基础性、标志性、关键性的度量维度，故资本有序化理念的内涵特征体现于资本与劳动、资本与权力关系的有序之中。
从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来看，资本主义的诞生、发展与衰退的总体历史中，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因生产资本归私人所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的根本矛盾而被混乱、无序、对立所主导：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社会生产四大环节中资本与劳动处于形态各异的对立；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组织化的资产阶级与劳动人格化的工人、组织化的无产阶级处于矛盾、不平衡的历时态；资本通过奴役劳动异化劳动者进而宰制整个社会。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一是通过政策引导、入场划定、资本规训等多种现实方式，实现了对资本无偿占据劳动创造的相对剩余价值与绝对剩余价值本性的约束，驱使资本在有偿追求超额剩余价值中实现劳动效率提高、劳动环境优化、劳动者幸福指数增长及其自我生长，此种环境中，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是相互依存、互为价值；二是通过“共赢共享共商”资本单独把持的“集体力”，使其在复归中发挥促进社会生产中劳动者人尽其才、劳动环节分工系统的作用；三是通过“劳动在两者关系中处于优先地位”为前置预设。在此种预设规定之下，方能压制资本妄图“把过去的、对象化的、死的劳动转化为资本，转化为自行增殖的价值，转化为一个有灵性的怪物”[9]227的本质属性，实现以劳动主体去激发资本积极性、有效性、流动性、引导性的文明面，达到资本与劳动关系的有序化。
从资本与权力的关系来看，资本出现而带来的资本逻辑对社会全方位的统摄，改变了权力作为一种维护公共利益力量的原初含义，迫使权力与资本的关系坠入乱序，权力异化为“资本统治权”：资本通过其最现实最直接的表现形式“货币”，对劳动力、劳动产品进行最为赤裸的购买，世间的一切都因经济统治权而堕落为可供选择的商品，“标价的数值”成为衡量任何事物的唯一标准，包括体现人与人、人与物关系的权力；资本的扩张与增殖必然迫求权力与其在“超经济”的政治层面合谋，从依附权力、到绑架权力，再到奴役权力，形态变迁中的媾和使权力丧失公共服务的职能，彻底沦为给养资本生长、对社会进行普遍统治的政治统治权；资本促进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过剩的时代”，要求资本须以“软性”取代“硬性”、用“隐性”替换“显性”，用一种更为吊诡的方式对劳动者进行管控与形塑，消费主义的引诱、享乐主义的魅惑、大众传媒的渲染等资本操控权利的诡魅外衣则加速了权力趋向文化统治权的退化。与之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因其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人民至上”是党的初心与使命、“自我革命”是党的百年奋斗经验和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时代答案、“依法行政”是确保权力关在笼子里的运行与监督机制。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中资本与权力的关系是有序的，且此种有序关系是长续稳定的。
（四）资本有序化的目标原则：效率与公平相协调、共同富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资本有序化理念作为规范和引导“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健康发展的行之有效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目标原则体现在从效率与公平相协调，到共同富裕，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级跃升之中。首先，在资本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之下，因资本对自我增殖的天然追求及资本所有者对利润的无垠索取，促使市场经济中的多方主体通过不断改进生产工艺、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管理能力、优化营销模式等多种方式以达到增进效率的目的，与此同时，作用于市场经济中的“价值规律”突出的以价值量为交换基础的“等价交换原则”则是对多方主体地位公平及经济活动过程中程序公平的肯定。然而，在此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看似资本所有者对劳动力的等价公平购买实则是对工人剩余价值的攫取，以市场消费为目的、忽视个人发展实际需求的生产带来的生产过剩必然导致效率的崩坏，因此效率与公平只是其浮于表面的虚假外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之下，资本有序化理念在把资本视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的生产要素和分配方式之一，一方面坚持资本之于经济发展的目标同样是化解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通过政府与市场两者功能有机结合的经济调控模式，激发经济活动各主体的创造力和创新力，熨平经济过程中的有害性波动与输入性危机，在效率真正提升中实现经济增长，新中国70余年来农业国向工业国的快速转变就是其最好实例；另一方面坚持资本之于分配方式的目的同样是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通过多样的资本类型或资本所有主体以“做大蛋糕”的方式参与国民初次分配，以“协助政府主导”的方式参与国民再次分配，以“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引”的方式参与国民第三次分配，达到公平的广泛与持续，最后实现“资本有序化”效率与公平相协调的目标原则。其次，在效率与公平相协调目标原则的基础之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了发展、发达地区的数量得到了增加、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得到了扩大，惠及全体大众的共同富裕则成为资本有序化理念下一阶段目标原则。过往社会或时期共同富裕难以实现、效果欠佳的症结之一在于资本对增殖的无序执着使一批“先富起来的人”“先富起来的地区”“先富起来的行业”难以合理让渡或分享利润、机遇。在资本有序化理念的驱动之下，逐步系统总结并深入推进“先富带后富”“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带动中西部地区”“城市带动农村”的时间空间路径，培育强化“资本由虚拟金融领域向实体经济领域倾斜”“公有资本向国家重大核心关键领域倾斜”“非公有资本向创造大量就业岗位的制造业领域倾斜”的现实具体路径，构建完善“资本产权保护”“资本监督管理”的制度谋划路径为共同富裕目标原则的实现提供了动力与可能。最后，西方国家刻意标榜极力推崇的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理念的普世价值，无非就是对资本无序扩张主导的掠夺性积累、不平等国家分工和结构性霸权体系的掩盖与美化，其后果必将是世界格局西强东弱、南北矛盾的拉大。资本有序化理念指向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目标原则，即我们在谋求本国经济建设效率与公平相协调、共同富裕推进的同时，始终坚持胸怀天下，通过资本“有序走进来、有序走出去”让各国人民共同享受发展成果，进而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原则。
四、资本有序化理念的时代价值
资本有序化理念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的继承，更是对其新境界的开辟。资本有序化理念的提出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资本及其相关问题认识的拓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资本理论的创造性探索。同时也为全球共同面临的资本治理提供了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具有中国式现代化特征的智慧与方案，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一）资本有序化理念开辟了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的新境界
资本有序化理念在继承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的同时，开辟了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的新境界。具体来看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确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这一范畴对象。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对资本内涵与性质、范畴与类别、运行与形态等多方面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探索，“资本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属性”“资本原始积累暴力与罪恶的内在特征”“资本无限窃取剩余价值的增殖特性”“资本孕育新的社会因素的功能作用”[19]等被刻意掩饰的“资本本初面目”已然得以昭然若揭。但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探究是基于人类社会历史演进规律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并未对社会主义国家可能存在的资本及其类型进行过设想。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基本上没有遇到大规模资本问题，自然无法进行从资本具体实践到资本理论深化层面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伟大创造，其诞生以来产生了多种具体形态的资本，将之归纳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是对现存资本形态的系统科学总结，更是对资本范畴传统设想的突破。二是深化了辩证对待资本的方式。依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这一根本研究方法，某种程度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的作用认识可归纳为“资本二重性”：一方面资本在带动生产力发展中，敲响了旧社会形态的丧钟、孕育了新的社会形态；另一方面，资本在追求自我增殖中无序扩张，带来了多方位异化、贫富差距拉大、生态环境恶化、效率与公平丧失等消极影响。[20]资本有序化理念通过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验总结，通过在树立与践行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指导方略与实践具体举措中把“资本二重性”落实于地，进而实现“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
（二）资本有序化理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资本理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资本的“历史使命”还未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未达到“终结资本”的现实状态[21]，以及资本对经济社会发展效用影响日益扩大及其内藏的无序化加剧的趋势。资本有序化理念在继承并汲取中国共产党百年革命、建设与改革的现代化历史实践进程中一以贯之、接续递进地彰显着以“改造资本、利用资本”为本质内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资本理论的基础上，独树一帜地提出了“遏制资本无序扩张，不是不要资本，而是要资本有序发展”[7]，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发展目标是“有序发展”。这不仅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呈现，更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资本理论的丰富，此种丰富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资本发展目标的完善。在以往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对资本认识与作用因对象的单一，使其目的在某种意义上同样处于单一之中。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对资本的对象仅限于革命区内的私人资本，并未涉及到大量的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故“节制资本和统制贸易”也只是为了巩固统一战线和革命斗争筹措物质需要。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中国共产党无论是“没收和赎买资本”，或是“运营资本”都是为了改善公私和劳资关系、积蓄发展资金，目标对象主要是外国资本、官僚资本、私人资本为主的非公有资本，并未突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为主的公有资本发展的有序化。资本有序化理念的目标不仅要毫不动摇地优化与巩固公有资本的主体地位，并且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资本的健康发展，体现了资本发展目标的完善。二是实现了“两个增强”。回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不难得出中国共产党对资本的认识与作用处于一种主动性不强与长期谋划较弱的局面，革命时期对社会中已存资本类型的利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已存资本的改造某种意义均是基于当时自身短期需要而进行的被动或主动性欠缺实践活动。资本有序化理念完成了从“改造资本到利用资本，再到驾驭资本”的跃升，中国共产党以更积极主动的姿态对资本施以实践，并将目标视野放置于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国式现代化的长远发展之上，实现了驾驭主动性与谋划长期性的“两个增强”。
（三）资本有序化理念提供了全球资本治理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方案借鉴
金融资本于20世纪90年代真正意义上完成了全球范围内的统摄，成为了“支配当代世界体系包括国际政治的主导力量”[22]。然而由于金融资本自由化、虚拟化、逐利最大化的天然特性，导致资本急速的无序扩张从而诱发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结构性危机，并于2008年彻底爆发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此次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混乱与衰退，至今仍未得以完全摆脱与恢复，全球发展总体态势依旧举步维艰。具体来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国际金融秩序的主导，在此次资本无序扩张而诱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中，除去少部分资本大鳄的钱包得以充盈外，社会整体与大多数民众遭受不同层面上的困扰与窘迫。一是实体经济的失衡与国家干预的失效。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虽然能增加就业岗位、优化产业结构，但其利润回报率及回报速度难以满足大型资本所有者的“增殖胃口”，资本流动的由实向虚显得不可避免；二是政治极端化趋势加剧。资本无序扩张导致的资本由实向虚，加剧了社会贫富差距，靠高福利来缓和社会阶级矛盾的做法显得不堪重负。生活水平下降的普通群众自然对传统的建制派及固有的议会民主抱有怀疑态度。煽动民众情绪、宣言自我中心的威权主义、右翼民粹主义的政党和人物开始走向权力舞台的中央。三是民众陷入一定程度上的价值迷失。“普世价值”作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标榜和吹捧的价值观因自身经济形势的衰落、国家影响力的下降、世界反抗声音的高涨而加速其欺骗性和虚伪性的暴露，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众瞬间失去长期以来的价值依靠，陷入严重而广泛的价值迷失。对于依附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国家和地区来说，资本无序扩张对其带来的伤害与破坏影响更加深重。这些国家和地区作为“依附性世界秩序”的“边缘”，承接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低端制造业和资源能源供给产业，肩负着为其提供“超额的国家剩余价值”的使命，故必然受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层层盘剥和吸收其社会矛盾的移驾，少部分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沆瀣一气的“代理人”能获取部分好处外，普通民众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注定滑落更加严峻的境地。资本有序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模式的突出特色与显著标识，资本有序化理念所蕴含的“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目标导向、“辩证地认识和把握各类资本及其作用”的逻辑起点、“设置资本‘红绿灯’”的路径选择等方面，都为全球其他国家与地区资本治理提供了可供选择的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方案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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