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9年入选全国重点新葡的京集团350vip8888培育单位以来，学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持“教学为本务，科研为基础”的理念，在学校“双一流”建设推动下，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思政课教学、学术科研和服务社会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2023年我们迎来了新葡的京百年华诞和学院20周年院庆，我们将以“迎百年、促发展、开新局”为主线，在学院微信公众号开设“新葡的京集团350vip8888喜迎百年校庆和20周年院庆科研成果推介”栏目，分享学院师生的科研成果，向云大百年华诞和20周年院庆献礼，并以此为契机扎实推进学院的高质量发展。
从实质归纳理论看归纳的局部化趋势
李帅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年第1期
文章摘要
实质归纳理论是近些年归纳逻辑领域发展出的一套新理论，它拒斥带有普遍模式的归纳理论。该理论指出，概率方法不能为归纳推理提供普遍适用的解释。不可否认，贝叶斯推理在许多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至少为这些领域提供了一种绝妙的工具。我们远未拒斥贝叶斯主义，但贝叶斯主义是否适用于某些领域是由其领域的背景事实所决定的，这些背景事实也将决定贝叶斯主义推理的适用范围。为此，讨论扩展1,3,5,7序列的归纳问题，能更好地阐明实质归纳理论的基本思想，说明贝叶斯主义的局限性。因此，不应该期望概率方法的普适性，试图去构建大一统的归纳概率理论，一种局部适用的概率观或许更为恰当。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的超人类主义研究
李帅
《哲学动态》2022年第3期
文章摘要
超人类主义是一种向“后人类”社会过渡的状态，这一转变主要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即把对进化过程的控制从自然选择转变为有意识的改造进程。在西方社会，超人类主义者广泛存在于各个政治派别之中，他们往往兼具自然科学背景，并愈益表现出参与社会政治实践的愿望。当前，超人类主义已经显现出与马克思主义重新结合的趋势。表面看，超人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有着某种理论的关联性，如两者都重视物质条件，在人性观和自然观上看法相近，尤其强调技术进步对社会变革的重要性；但实际上，两者在关于人的社会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关键问题上观点相悖。立足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超人类主义，需要厘清两个理论前提：一方面，超人类主义需要借鉴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性、人性和自然观的深刻见解，通过汲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养分进而拓展自己的理论深度；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也需要将超人类主义作为其创新素材。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积极探寻两者之间的理论联系，以期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引导超人类主义更加稳健地发展。
惠威尔的归纳“综合”：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变奏
李帅
《世界哲学》2022年第3期
文章摘要
在惠威尔的整个哲学生涯中，都表现出对归纳法的恒久兴趣，认为归纳法是获取科学知识的主要认知工具。但惠威尔对归纳法的理解与培根、密尔等人不同，他立志改革归纳逻辑。在惠威尔看来，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恰当的概念”下对事实所做的“综合”,他把“综合”视为归纳法的基石。在以往的惠威尔科学哲学思想研究中，往往忽视或低估了“综合”的作用。惠威尔关于归纳“综合”的研究堪称科学实践哲学的早期典范，奏响了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变奏曲。我们从科学实践哲学的角度出发，考察了“综合”活动所蕴含的创造性、“可视化”和启发式功能。研究惠威尔作为科学家的实践活动与其在科学方法论、认识论方面的互动或许是未来惠威尔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
中老铁路的咨询报告
尹君
《侨情专报》2023年1月4日
上报相关部门，获省部级领导批示
社会资本参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因素、路径与发展策略
杨志玲,赵阳
《河南社会科学》2022年第12期
文章摘要
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促进我国乡村文化振兴，是我国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与重要保障。依据当前文化管理体制，在对乡村文化供给结构、社会资本参与乡村公共文化供给模式及其效果分析的基础上，总结与反思了乡村公共文化的供需特征，并探索了社会资本参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因素，比较了不同路径之间的供给效果。推动社会资本增效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需要顶层规划设计合理的投资回报机制，建立政府主导监管的绩效考核体系，持续打造精品类、原创性特色乡村文化IP，鼓励社会资本托管、经营使用原有文化设施。
唱响民族复兴的青春之歌
展现中国青年的昂扬风貌
张健
《人民日报》2022年11月4日
文章摘要
新时代中国青年刚健自信、胸怀天下、担当有为，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昂扬风貌，以实际行动践行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唱响民族复兴的青春之歌。广大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习近平关于旅游工作重要论述的理论谱系与实践价值
张巨成，张利晓
《学术探索》2022年第11期
文章摘要
习近平关于旅游工作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为新时代我国旅游工作提供了理论指引，推动了旅游工作的创新、有序、规范、高质量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跨越国度，让入境旅游、国内旅游和出境旅游三大市场协调发展，让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国文明交往交流交融。“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习近平关于旅游工作重要论述的精髓。新时代的旅游事业，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广大人民受益，幸福感、获得感得到增强。
中华民族大团结的伦理基础及其夯实方略
杜帮云
《道德与文明》2022年第6期
文章摘要
中华民族大家庭由56个民族汇聚而成，民族团结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条件。中华民族大团结归根到底是各族人民的和睦相处与联合统一，因此需从伦理上筑同心、强关系、聚共识。集体意识、亲和关系和价值共识是中华民族大团结伦理基础的三个重要维度。新时代既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国家统一；又要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其相互间的亲近与和合；还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全民族最广泛的价值共识。如此多维一体，持续同步发力，才能不断巩固和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的伦理基础。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价值引领
杜帮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2022年第5期
文章摘要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价值引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新征程上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无论是擘画共同富裕的善美蓝图，还是做大做好、切好分好共同富裕的“蛋糕”,都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实现共同富裕的全方面和全过程。
通过加强交往促进新时代民族团结——基于马克思恩格斯交往理论的视角
杜帮云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年第3期
文章摘要
马克思恩格斯有丰富而深刻的交往理论。交往形成社会关系，结成社会共同体，促成社会发展进步；在自由自觉的交往中，人们互为主体性，互相依存，共生共进；交往实践既包括物质交往，也包括基于物质的精神交往。没有交往，就没有社会共同体及其团结；加强交往是凝聚共同体、增进团结的重要途径。马克思恩格斯交往理论是中国新时代加强民族交往促进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石和行动指南。民族团结离不开民族交往，加强民族交往是实现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民族交往中，各民族要自觉树立和践行交互主体意识，互相尊重，彼此包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民族团结高质量发展，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切实加强民族交往。
融嵌共建：多民族易地搬迁安置社区建设的内涵与机制
陈红平,任新民
《学术探索》2022年第10期
文章摘要
以安置集中化和生产生活设施配套标准化为特征的多民族易地搬迁安置社区，既具有民族互嵌式社区的典型特征，又受现代化流动影响显著。一方面，因集中安置形成的生产生活空间互嵌性，为易地搬迁多民族社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创造了条件，有利于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另一方面，现代化流动的动态性及非均衡性，也为易地搬迁多民族社区带来脱嵌的风险。为此，研究以易地搬迁安置型社区为典型个案，提出“融嵌”的概念，从理论上拓展民族互嵌社区建设的内涵；提出“共建”的机制，探索在实践中以缩小差异性、增强共同性为原则，从共富、共治、共筑、共融等方面加强民族互嵌式社区“融嵌共建”的路径。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差序现状与未来转向
成杰，任新民
《学术探索》2022年第9期
文章摘要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主动应对“两个大局”的重大战略部署。作为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渠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入思政课恰如其分、正当其时。当前高校思政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呈现以民族高校为中心，“民族高校—民族地区高校—普通高校”层层外推的差序现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一步融入高校思政课要有的放矢、因地制宜，依托不同类型高校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资源，差序化融入。
印度军事改革：动因、现状及困境
袁群，黑然
《学术探索》2022年第7期
文章摘要
军事改革是印度进行军事现代化建设的主要途径，也是国家军事力量赖以发展的重要基础。为更好地应对复杂多变的国家安全挑战，在内外因素的驱动下，莫迪政府正以空前的力度狠抓军事改革，竭力打破国防建设的桎梏。然而，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的大背景下，受国防军费长期不足、军事外交伙伴选择受限、国防参谋长一职再度空缺及军内争斗不断加剧等现实问题的影响，印度军改深入推进可谓举步维艰，而莫迪政府今后采取的措施也将切实关乎军改进程的未来发展。
南亚共产主义运动的百年历程与新动态
袁群，徐拓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22年第5期
文章摘要
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南亚共产主义运动，自20世纪20年代兴起以来，经历了兴起与早期发展、分裂与多样性发展的百年历程。近年来，南亚共产主义运动对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在政治斗争、执政实践、党建工作和对外交往方面也有了新的发展。南亚共产主义运动将继续在南亚政治舞台上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其发展仍然面临一些困难。一方面，反共势力将继续遏制和打压南亚共产主义运动；另一方面，宗派主义也将继续困扰南亚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